佩西在此书中的中心论点与这些年头已久、占据高位的理论大唱反调，认为技术不能被视为孤立的、特别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而是宽广、相互关联的全球影响网络的一部分。
阿诺德·佩西在1990年出版《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四海一家跨越千年的对话与交流》的第一版时，对技术史领域的影响，大概可以称得上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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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年，长达约半个世纪的“冷战”出乎意料地宣告终结。而在整个漫长的“冷战”时期，欧美的精英技术官僚们相信并宣扬，欧美将技术和进步带给了除此以外世界上的所有地区。显然，这种理论颇有政治市场，因为可以为其在现实世界中对外，特别是对“不发达”地区的干涉的合法性背书。
上世纪60年代，作为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将停留在前牛顿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通通称为“封建社会”，认为美国有责任为这些国家带来工业化和繁荣。
佩西在此书的中心论点与这些年头已久、占据高位的理论大唱反调，认为技术不能被视为孤立的、特别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象，而是宽广、相互关联的全球影响网络的一部分。
他提出并围绕“技术对话”这个关键理念，重新考证和组织了一千年来世界范围内技术何以演进的历史，特别关注中国、印度、波斯在历史上曾经如何引导了纺织、印刷、火药这样的技术突破。这些研究得以骨肉丰满地阐释了他为何认为技术和全球交流是彼此镶嵌在一起的，并为近年来彻底兴盛的“全球史”提供了相当可供参考的初期范式。
何谓“技术对话”？要理解这个概念，他首先引入了“技术转移”这个概念。
所谓“技术转移”，是指技术和知识从一个地区和文化环境中，“全盘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和文化环境。这当然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真空状态，暗示着“新技术的接受者不加改进就被动采用了新技术”。就佩西的考证而言，这种理想化的真空状态几乎不存在。直接移花接木式的技术嫁接，不仅可能会遭到反对者的直接抗议，而且也有相当的概率会水土不服。
在历史中发生的更现实的情况是，当技术传播到一个新社会中，几乎总是要涉及“各种为适应新条件而做的改进”，而新技术的引入“也经常激发新的创新”。佩西认为从“火药”到“大炮”的技术进化，是可以明确证明他这一观点的例子。
在公元850年左右，中国军队开始使用火药武器，并在11世纪，也就是宋朝年间，有了官方的火药制造局。在对抗女真、蒙古人的连绵不断的战事中，更是催生了火矛、榴弹这样的燃烧武器。公元1150年左右，中国制造火药的技术大部分传到了伊斯兰国家，以至于这些国家尊敬且郑重地将火药中的硝石称为“中国雪”，虽然在现存历史资料上来看，有线索指向硝石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才在中国被发现和利用的。
但大炮最早并不是在火药的起源国和最早的传入国出现。佩西指出，在公元1310—1320年之间，欧洲人发明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大到足够称为“大炮”的“大炮”，比在元朝治下中国最早的大炮，大约早了40年。这种早期欧洲大炮所使用的金属铸造技术，几乎和制造教堂大钟的铸造青铜合金技术一致。因此，他认为欧洲大炮的发明，与其说是接受了来自中国火药技术的“技术转移”，不如说是对火药技术和枪支技术的“创造性回应”，让“技术对话”得以展开。
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地点明了“技术对话”之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很少有不依赖已在流通的理念完成的全新发明，技术迁移也往往不是机器或概念的单向传播。技术进步通常来自交流对话，即技术理念的双向沟通。”
“中国古代科技在中世纪时期的许多领域都超越了欧洲，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却是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的？”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李约瑟在其1969年出版的著作《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成为了后来技术史学者和经济史学者们致力于攻克的“圣杯”。
汉学家伊懋可的“高水平”理论是其中的著名解答之一。他认为，中国早期的科技发展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从而导致科技进步的停滞，让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高度发达但在科技创新方面停滞不前的状态。技术史学家们也大多认同这种对当时中国技术水平上“停滞”的假设。法国技术史学者柏·基勒在他1978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史》中，提出了“闭塞的技术系统”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形容当时亚洲技术所普遍陷入的“停滞”状态。基勒用当时亚洲各地普遍使用水力钟而非西方已普遍使用的重锤时钟、并缺乏制钟作坊的状况，来作为当时亚洲技术创新陷入了停滞状态的佐证。
然而，佩西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中，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李约瑟难题”。简而言之，当时亚洲的技术系统没有向分析和概念化的观念方向演变，以至于当近代西方在此等观念发展下，技术对话的壁垒迅速变薄、技术的传播和创新的速度指数级上升后，其仍旧处在一种彼此孤立、总体陷于落后的状态之中。
对于基勒这一大批学者所认定当时亚洲技术已“停滞”状态的假设，佩西并不认同。他指出，矛盾的是，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仍有持续的、相当活跃的技术发展”，印度的造船业的技术反哺了西方，而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棉花加工技术大有发展。公元1300年左右，黄道婆在上海引进了优质的棉花加工种植方法，改进了轧花、拉伸、纺纱和织布技术，同时期，丝绸行业引入了提花机，技术也演变得越来越精巧。“中国的技术系统显然不是闭塞的”，相反，佩西赞叹当时中国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的规模扩张从未有过停滞，“有效地应对了资源匮乏和劳动力增长所带来的压力”。
但问题在于，同时期的西方的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发展，让西方技术系统向更依仗“可对比的分析和概念化的程序”的方向发展。佩西考证，在1420年之前，由意大利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发明了比例图之后，建筑行业、地图绘制者甚至是船舶业就开始流行按比例绘制图纸和建造模型。这种新的技术分析方法，由科学家伽利略在他1638年出版的《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一书中，系统提出为“测算、比较模型与真实尺寸实物强度的原则”。随即这一技术分析理论被应用到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上所指出的建筑行业，用以分析技术并将之规格化。
中国并非没有发展出分析思维，只是并没有应用到技术领域之中。佩西也引用了李约瑟本人对中西方技术“分析和概念化”分野的观察。李约瑟注意到，虽然在中世纪以后，亚洲和欧洲的印刷业都得到了普遍性的发展，书籍作为人人都可轻松获得的物品，也普遍促进了社会中分析性思维习惯的发展，但技能点的具体分支上却有了各自的方向：17世纪的欧洲人将之应用于机械技术等应用学科，而更关注科举和文化的中国人更偏向于将其应用于应试公文和训诂学。
同时期中国的技术领域中，缺乏分析性的图纸和书籍，技术创新更加依仗“经验和工艺的基础”。佩西认为，和欧洲已经发展的分析性文化相比，这确实会让技术发展和进步面临着障碍。经验的摸索和言传身教，与规格化、得以大量印刷的技术图纸相比，无疑前者比后者有着更厚的进行“技术对话”的壁垒。
这种“技术对话”壁垒首先体现在可复制性上，也就是技术因素的“概念化”。他拿从手工业到工业的茜草染红技术举例。作为一门古老的手艺，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染工们用茜草作为原料，加上明矾析出红色，所谓的“茜草红”，来让布匹获得红色。其中土耳其的手工作坊中的染工们兢兢业业地试图让茜草红的红色更加鲜艳，摸索出一套有16道主要工序的复杂工艺，来制作出远比其他地区鲜艳出色的“土耳其红”。在欧洲纺织业发展之后，欧洲的纺织厂主们想通过模仿土耳其技术，得到这样的鲜艳的红色却不得。
然而，在化学家的分析方法的帮助下，“土耳其红”不再是欧洲人无法复刻的颜色。法国化学家迪阿梅尔·德·蒙索通过分析发现，钙有助于茜草加深红色，从而得到了批量化获得鲜艳的茜草红的关键技术。而土耳其的手工业者们只能凭借经验调整工艺，对待不同钙含量的土壤上生长的茜草原材料，尽力得到颜色鲜艳得一致的红色，无法进入真正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中。
佩西以此说明，全凭经验论的操作，最终会走到技术发展的尽头，要打破技术发展尽头上的阻碍，需要更仔细地分析特定的工艺，将其“概念化”。
其次，这种“技术对话”壁垒也体现在可复制的技术的传播速度上。技术书籍是这种技术传播重要的大众媒介。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和钟表技术曾领先于世界技术的中世纪，阿拉伯人致力于撰写技术书籍将这些精妙技术记录下来，其中比较著名的贾扎里的《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和伊本·哈拉夫·穆拉迪的《思想成果中的秘密之书》，都记录了包括天文仪器和多种类型的水钟在内的机械装置的机关和传动系统。
事实上，这算得上是欧洲机械技术得以发展的源头，在原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学术中心托莱多地区，被欧洲基督教势力攻陷之后，以英国人阿德拉德和意大利人杰拉尔德为首的翻译团队，将包含了来自印度、中国技术的伊斯兰世界的近90本技术书籍翻译成了拉丁文，直接推动了欧洲机械技术的发展。
然而，在中世纪之后，伊斯兰世界对于机械技术和技术书籍的态度进行了大转弯。这转弯中仍有复兴，伊斯坦布尔曾在1575年至1577年间建设了一个配备了天文仪器、地球仪和地图的天文台。负责天文台的塔居丁是早期伊斯兰世界技术书籍的爱好者，也撰写了自己的著作，并乐于引进西方最新的机械技术。然而，受到那些保守分子的抵制，天文台被迫关闭，塔居丁的技术书籍也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同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则将技术视为末技，《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写到此书不过是“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这种普遍的态度导致流传下来的技术书籍相当稀少。
制图、图表和印刷书籍不仅是技术传播可以到处落地生根的种子，也是承载和培育观念的土壤。因此，佩西感叹，这些曾经在技术上领先和发挥了主导的帝国，不仅“未能为新技术思想生根发芽而提供土壤”，最重要的是，让技术未来发展的可能陷入到枯竭之中，在近代造成了李约瑟形容的那种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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